最近，國內媒體曾經大報特報學術界人才之外流。40多年前，日本學術界也發生過同樣的情形。外流的大多是理工科的人才。外國，包括大陸要以高薪來挖掘台灣這方面的人才是免不了的，尤其在國際化、地球化的今日。

一般來說，大學教師之限齡退休是對的。但在社會科學領域，年紀大但有特別研究和成績的教師，似乎可以特別規定予以繼續聘用，以帶動該大學和國內在這方面之學術研究的蓬勃發展。
從前的學術研究與今日學術研究，在本質上有很大差別。如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的江藤淳，在慶應大學英文研究科就讀時，就被禁止在高中兼課和在報刊寫文章，因此他終於不得不退學。
江藤在研究所時，為報刊寫文章，完全是為生活。他非這樣做，實無法維持家計。但今日台灣的大學，在報紙寫文章的老師，評鑑可以加分。這可能是一種傳統和社會習慣。日本的大學教授與台灣的大學教授不一樣，原則上，是不會在媒體寫文章和在電視發表議論的。
國內大學，譬如日文學系，特別是其研究所，著重的是語學和文學，完全不注重社會科學的研究。因此，台灣對於日本政治、外交等方面的研究人才，幾乎面臨絕種。
這幾年來，我曾審查某所國立大學，以其博士論文申請升等或申請博士論文出版補助，我給予不及格。因為其內容錯誤太多，太離譜了。他們寫的都是有關日本政治、外交方面的博士論文。
上星期，我曾為一本特展文集審閱日文譯稿。因是譯稿，當然要仔細對照原文的中文。一篇「序」是以一位位高權重的先生名義寫的。這篇「序」的內容就有4個錯誤，雖然據說那位先生看了幾次。
由於明治維新以後，日本為了迎頭趕上西歐先進國家，在軍事科技方面的用心和用力自不在話下，在外交方面也拚命下工夫。但日本人不聽孫中山之忠告，不走東方王道文化的道路，而走西方霸道文化的道路，而終於滅亡。

寫日近代史常出錯

日本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，不顧孫中山之勸告，一心一意走「西方霸道的鷹犬之道路」，因此日本在軍事、政治、外交、國際關係之層面非常錯綜複雜，所以研究日本軍事、政治、外交的人往往弄不清楚其來龍去脈，其真正的底細。
我將於今年7月底，由中國文化大學退休。我一直在想，想看看國內大學所寫有關近代日本軍事、政治、外交方面的博士論文，其內容有多少錯誤和離譜，以成冊出版。
在這裡，我要再度呼籲，國內的日本語文研究所，一定要把它的名稱改回日本研究所，不管這是教育部的硬性規定，還是各大學的自主決定。否則台灣的日本研究必將江河日下，其研究人員一定絕種。這是台灣人不幸，中華民國不幸。
老實說，日文好的，不一定是日文系的畢業生。譬如陸以正先生的英文，比誰都好。但他是學新聞的，不是學英文的。外文的好壞，最後還是要靠天分和自己努力，尤其寫作方面。

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、史學所教授